它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城

城头山古城遗址位于澧县县城西北15公里处的车溪乡南岳村徐家岗东端。岗地约高出周围地面2米。澹水的一条支流从它的西边由北向南再折向东流去，在离此2公里的大河口汇集其他几条支流形成澹水干流后东注澧水。考古工作者对西南城墙多次解剖后得知，城头山为夯筑土城，城墙经过四个时期的筑造：第一期，建于大溪文化一期，其内坡上可见多处大溪文化二期文化层，经过碳十四测试，距今6000年。城墙高2米多，底宽10多米，筑在岗地边缘，沿城墙外围挖了深2米、宽10多米的壕沟。这样从沟底到墙顶的垂直高度达到5米左右，外侧基本上组合成一溜陡坡，具有较好的防御功能。这便是城头山古城的源头。第二期，建于大溪文化三期，距今5500—5600年之间。这期城墙的顶面与第一期的顶面平行，稍有加高，外坡将第一期的壕沟填塞一部分，墙基直接压在大溪文化二期的文化层上，内坡又被大溪文化晚期的文化层所叠压。第三期，建于屈家岭文化早期，距今5200年左右。这期城墙顶面仍然偏外，与第一、二期的顶面基本平行，但墙体大大加高，并向内外延伸，所用之土取自城外较深地层的原生土大土块，略加夯打。此乃一举两得：取土后，开成更深更宽的护城河；取出的土，又堆叠成城墙。第四期，建于屈家岭文化中期，距今约4800年。这期工程最为浩大，主要向内侧大规模加宽，且为一层大土块夹一层河卵石夯压而成，所以与第三期城墙界限非常分明。考古工作者还对东部和南部城墙进行解剖，结果与西南城墙四个时期的筑城情况完全吻合。这样，经过四个时期的筑造，形成了现存的宏大的城头山古城：城墙高5米多，底宽30米左右，面宽13米，周长1000余米，面积超过80000平方米，并开东南北三门，城墙之外还围着宽35—50米的护城河，真是蔚为壮观。

城头山古城从大溪文化一期始筑，一直沿用到石家河文化中期，前后延续2000年。

到目前为止，中国全境共发现史前古城近40座。在城头山古城未确证之前，其中河南郑州西山的仰韶古城为中国已知最早的城，距今约5300年。而城头山古城始建于6000年前，这就将中国古城出现的时间至少推前了700年。

揭露出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

20世纪80年代前后，考古工作者在澧县彭头山、八十当遗址内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的水稻种子。尤其在八十当发现的稻谷数量多得惊人，在几平方米的范围内收集到15000多粒，超过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各地收集的总和，而且还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稻谷、稻米中较早的一批。根据其形态，农业学家认为多属栽培稻。因此，各方面的有关专家一致认为，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洞庭湖平原为稻作农业最重要的发源地。但要证实这一点，仅发现稻谷是不够的，还必须发现栽培水稻的水稻田。1996年12月，在解剖城头山东城墙时，奇迹出现了：考古工作者在城墙下的平面上，发掘出汤家岗文化时期距今6500年的水稻田。1997年冬接着发掘，共清理出水稻田3丘，其中有一丘达到0.3亩以上。稻田系用原生地面由东南向西北走向的凹槽地形，于两边平行垒筑田埂而成丘块。田埂间是平整的厚约30厘米的纯净灰色水稻土，即为静水沉积。一条田埂旁边还有田螺。田面有稻田特有的龟裂纹，田土剖面可见水稻根须，泥土中粘附着不少稻叶、稻茎。田土底部的原生土上面，形成铁锰结构颗粒，在显微镜下，泥土里单位面积中稻叶、稻壳植物硅质体的数量，与现代水稻田中的十分接近。这些都是确认古水稻田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稻田西边的原生土层上，发现了几个人工挖掘的深1 .5米、直径2米规整的圆形水坑，水坑与几道小水沟相通。显然，这是古稻田的灌溉设施。

水稻田及其灌溉设施的配套，说明水稻田最初出现已有较长时日。城头山局部地方文化堆积的最底层有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文化层，当时尚未筑城，说明在这里定居并栽培水稻的只是普通的聚落先民。这些水稻田则为他们提供食物保证。城头山古稻田的发现，最终使水稻是由外部传入的传统观点失去立足之地，确证了中华民族在驯化和栽培水稻方面的伟大历史功勋。

发现了完整的原始宗教的祭坛

1997—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城头山东门城墙时，于豁口南角城内10多米处，发现了一个椭圆形建筑基址，即祭坛。它是用黄色纯净土在平地上堆筑夯打而成的。中间高，略向边沿倾斜，现存面积约250平方米。在祭坛的较高部位，有5个排列有序形状大小相同的祭坑，深0.2米，直径1米，坑壁坑底相当规整，中间都置放一个大卵石。在祭坛的至高部位，有一圈屈肢葬墓，其中一座墓里的骨架铺垫葬具，置于大圆坑之内，坑中随葬牛骨鹿牙，但无陶器石具，墓主生前疑是巫师。其他屈肢葬墓内均一无所有，葬的可能是祭祀的人牲。在祭坛东沿，有数量甚多的大溪文化早期墓葬。正东的三座墓皆为仰身直肢葬，其中一座保存完整的男性骨架，颈部还佩戴精美的玉璜。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副骨架左侧，置放了一小孩头颅骨，当是杀殉。其他随葬品亦颇丰富，有磨光红陶器30余件。看来这个墓主人，身份不同寻常，有人推测，他生前可能就是祭祀活动的主持人(当初宗教首领一般也是行政首领)。在祭坛边沿外许多地方，还发现了近200个圆形方形的坑，坑内或倒扣陶器，或放置动物骨骼，或满装红烧土、草木灰。在东北边的—个坑中，上层倒扣着10来件釜、碗、碟之类的陶质器具，下层则是深近1米的草木灰，内有经过烧灼的炭化稻米。联系到祭坛时代为大溪文化早期，位置又紧贴水稻田，其作用除祭拜天地祖先外，很可能也祈求丰收。

原始宗教在先民们心中占有重要位置。它的考古标志主要是庙和坛。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建平县发现了牛河梁女神庙，被考古权威评价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而距今6000多年的城头山祭坛被完整地发掘出来，无疑为洞庭湖平原初现的文明曙光增加了无限的光彩。

清理出大量的其他文物和文化遗存

在城头山，除对西南城墙、东城门及附近水稻田、祭坛进行解剖外，考古工作者还先后进行了多处发掘，均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和文化遗存。

在城中偏西处，发掘出屈家岭文化早期的2座房屋台基。靠北的建造相当规整，在高0.6米的夯土台基上，建成左为大居室、右为大厨房、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套间型房屋。厨房里有4口方形灶，并遗留多件完整的大型炊具和若干破碎的小型食器。靠南的是中间为走廊、两边门道对向的大排房，共10多间，每间面积约5—6平方米，里面无火塘灶坑。考古学家推测，住在这里的居民已进入对偶婚阶段，小房间是他们晚上栖息的地方。靠北的房屋的后边，有一条宽2米、红烧土铺面、两边有排水沟的东西大道。

在城的中部，发掘出制陶作坊区，共清理出8座陶窑。它们或烧制红烧土这样的建筑材料，或烧制某类陶器。这几座陶窑除一座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外，其余均为大溪文化二、三期的遗存。

在城中偏北处，发现了主要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诸多墓葬，夹有少量土坑墓；往下以土坑墓为主，又夹有少量的瓮棺葬。最下层的早到大溪文化晚期。重重叠叠，局部多到6—7层。在400平方米范围内共清理出近600座，出土石器和可修复陶器3000多件。随葬器物有的一墓多达100余件，有的一墓仅1—2件。墓主们生前明显出现等级的分化。

在南城门发掘区内，考古成果尤丰。城墙下大溪文化时期壕沟的坡面上，竖有木桩，木桩间用横木条、苇席、子篾扎成篱笆状而形成紧实的护坡设施，出土时保存完好。在城墙下面壕沟淤泥中，发现了近100种植物籽实，包括稻、葫芦瓜等栽培作物的籽实，葫芦瓜出土时还呈金黄色；发现了近20种动物遗骸，如牛、猪、鹿、象、螺、蚌、鱼类和鸟类等，其中有已驯化动物的遗骸；发现了苇编、竹编、麻编之业的织物；发现了有榫卯结构的木构件；还发现了制作精致的木桨和船艄。从木构件出土的位置与分布情况看，这里曾经架设过桥梁。

在所有发掘区内，都出土了大量的工具，诸如石刀、石斧、石凿、骨针、骨铲、骨耜以及木尺等，有些还相当精致灵巧。以上诸多考古发现，无不透露文明之光。

结  束  语

关于稻作农业的起源

澧阳平原8000年前稻作材料和6500年前古稻田的发现，说明先民们已从武陵山脉这样的大山上走了出来，来到气候温和湿润、土质又比较肥沃的澧阳平原上。这里西接武陵山余脉，东临洞庭湖沼泽，最适宜野生稻生长。先民们于基本结束采集、猎捕的同时，最有可能在这里将野生稻加以驯化，使之逐渐进化成栽培稻。这样便出现了稻作农业。

关于手工业的起源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剩余劳动，于是促使手工业逐渐成为专门的生产。手工业考古的重要标志，一是作坊，二是产品。城头山古城内大片制陶作坊区以及众多陶制品、多种苇编竹编麻编织物、大批木构件、各种规格一致的工具的发现，都说明了手工业生产开始从农业内部独立出来而形成了新的生产门类。

关于城的起源

由于人口与资源这两个变量的不平衡，使得一些由于多种原因而得不到稳定食物来源的聚落，产生对富有聚落财富(主要是粮食)的觊觎。这就迫使富有聚落不得不采取筑城挖壕的措施来加强防御(当然也防洪水猛兽)；加上稻作农业的发展，又为城头山先民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粮食保证，也才有可能去筑城挖壕。于是，城就出现了。

关于前国家时期文明社会的起源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一部分人脱离生产而从事必要的管理工作成为可能。于是从这些人中，逐渐引发控制生产品再分配从而聚敛属于个人财富的欲望，最终导致按需或平均分配方式的解体。这样，明显的贫富等级差别便产生了。

另外，城的出现，本是聚落演变的结果。城头山古城每期的筑造，工程量大约在50000—150000土方之间，从设计测量到运土夯筑，劳动密集，过往繁复，工程甚为浩大，除了需要足够的粮食和剩余劳动之外，如果没有以男性为首领的严密组织和有力指挥，恐怕是难以进行并完成的。城的出现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必然极大地促进聚落定居的稳定，促使聚落居民对土地的依赖，并在原有维系氏族部落血缘关系之外，产生浓厚的地域或领域观念。这些观念和促使产生这些观念的行为的变化，直接的结果就是恩格斯所界定的国家的主要指标——公共权力——的形成，由此出现由古国到方国再到王国的递相转变，也就是国外学者所说的从简单酋邦社会到复杂酋邦社会再到国家社会的递相转变。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我国已发现的历史最早、保存最完整、历史信息与内涵最集中最丰富的古城址，涵盖哲学、宗教、政治、军事、建筑、农业、手工业、婚姻、丧葬等诸多方面，让人感到“城头山时期”的社会形态已明显地打上等级、贫富烙印。由此可以确认，城头山古城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出现的古国。

[说明]

城头山古城址发掘报告尚未正式发表。本文采用的大部分观点和材料，主要依据何介钧先生的文章和讲话，如：

《关于城头山遗址的发掘情况》(1997年7月在北京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学术意义专家论证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题目为《澧县文史》编辑所加。)

《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古城址》(载1994年第四期《湖南画报》)

《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载1999年第一期《湖南画报》)

[注释]

①彭头山文化：以最早发现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命名的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时间为距今8500---7800年。

②皂市下层文化：以最早发现的湖南石门县皂市遗址下层命名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距今约7800---7000年。

③汤家岗文化：以最早发现的湖南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命名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距今约7000---6500年。

④大溪文化：以最早发现的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命名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距今6500---5300年。

⑤屈家岭文化：以最早发现的湖北京山县屈家岭遗址命名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距今4600---5300年。

⑥石家河文化：以最早发现的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命名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距今4600一3800年。